张先生在潮剧音乐理论上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勇敢地叩开潮剧渊源的大门，寻觅潮剧之母。今天看来，随着戏曲文物的出土和后来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在潮曲声腔来自南戏支系弋阳腔还是与弋阳腔并行同为南戏支系的另一独特声腔的源流问题上，张先生的研究或许已显出历史的局限和结论的偏颇，但是，源头来自宋元南戏却为前后学者所共识。在此路径上溯源头进行系统研究，在先生之前却未有人问津。可见，张先生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其次，在整理潮剧传统曲腔、总结潮剧音乐发展规律、探索潮剧音乐风格特点方面，张伯杰先生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和其他艺人共同编辑的《潮剧音乐》（3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是一部比较完整系统地介绍潮剧音乐的大书，“《潮剧音乐》的出版发行，对提高潮剧音乐地位及对潮剧音乐宣传普及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汕头市艺术研究室：《潮剧百年史稿》）1980年后，由张伯杰为负责人，同梁森桂、郑志伟、陈传云、陈一天等人组成的编写组对该书进行了修订，并由花城出版社于1983年10月再版。由张伯杰和其他艺人共同整理的《潮剧曲谱扫窗会》（人民音乐出版社1959年出版）“是潮剧音乐研究的硕果。其中新音乐工作者张伯杰和谢永一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使曲谱的出版达到一定水平。”（同上）还有张伯杰参与的潮剧音乐工作组、广东潮剧院整理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等4单位于1964年12月联合编印发行的《潮剧音乐资料汇编》洋洋7大册，展示了潮剧声腔、伴乐、理论等三大部分的丰硕成果，为剧种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艺术资料，极具艺术参考价值。
张伯杰先生的潮剧音乐理论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把理论努力建立在自身艺术实践的基础之上。这样，理论显得更为扎实，不致空泛和抽象。潮剧经典剧目《苏六娘》，他是4位作曲者之一；传统剧目《荔镜记》（即《陈三五娘》）的第三个版本是潮剧电影本，唱腔设计是陈华（仙花）和张伯杰。“在《荔镜记》电影本的唱腔设计中可以看到文艺工作者 和潮剧艺人的结合，是潮剧出精品的最佳组合方式。由于以张伯杰为主的新文艺工作者的参与，潮剧音乐在作曲、演唱、伴奏诸方面都产生了质的变化，……张伯杰对潮剧音乐艺术的提高和革新功不可没。”（同上）《续荔镜记》（《陈三五娘》下集），他是3位作曲者之一；现代戏《江姐》，他也是3位作曲者之一。就连剧本文学创作他也参与其中，他和林澜、陈名贤根据吴南生传记文学《松柏长青》改编成的同名剧本于1986年参加了广东省现代剧目会演，博得好评。他的艺术实践是卓有成效的，有了成功的艺术实践，便有了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便掌握了立论的主动权，这应该是张伯杰先生作理论研究的独到之处。
张伯杰先生的艺术道路给地方戏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新音乐工作者进入戏曲表演艺术团体极为重要。因为戏曲音乐的改革和发展更是如此。有没有科学的思想、工作方法，有没有先进的适应时代发展的美学要求，有没有丰富的现代音乐知识，对于戏曲音乐事业发展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无须讳言，原地方戏曲团体在这方面是有局限的。张伯杰先生是科班出身，当他进入了潮剧音乐界，团结老艺人，并发挥己之所长达到新老结合，优势互补，顿使乐界面貌为之改观。
张伯杰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和家乡的艺术体现为高度的一致。他和他的兄弟一样，都不贪恋优裕的物质生活，而是一早就投身革命洪流。他的大哥张伯恭解放后担任河南省侨联副主席之职；三弟张伯树曾任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副主编，后任北京《华声报》主编：张伯杰先生也在中学时代抗日战争时期，就积极参加音乐、戏剧等抗日宣传活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赴泰定居的前夕，他还努力参加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部最丰富、完整的音乐词书《中国音乐词典》的撰稿工作。赴泰定居以后，他仍然没有忘记潮剧音乐事业。当我们去信征求他担任普宁市音乐协会名誉会长以便对协会指导的意见时，他来信说：“聘请本人为音协会名誉会长一事，只要对贵协会有所帮助，我都表示同意。”他在异乡对潮剧、潮乐的研究仍然痴心不改，他后来在给我的来信中说：“我正在搜集东南亚民族音乐并作些理论探讨，其中有关和潮乐的互相渗透吸收部分都多少有所发现，这些资料也许对潮乐界有所启发。”不论在此在彼，在内在外，张 先生把一生都交给了潮剧音乐理论事业。面对此情此景此意，我们还有什么可说，恐怕再好的言词都显得蹩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