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抱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制造业一直没有打造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品牌，一些比较尖端的产品甚至常规产品我们也未能掌握核心技术。我们不得不出售几亿条裤子来购买人家一架飞机，出售千万吨的蔬菜购买人家的芯片。我们还要为人作嫁，花重金购买人家的将近过时的专利赚取5%以下的人工费，而将30%以上的利润拱手给专利拥有者，并贴上人家的商标，对人家的产品义务地宣传推广。然而，这些不平等现象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我们曾经是一个没有工业文明的国家，几十年前仍然是这样。当西洋人把他们的科技创新成果免费带到满清天朝时，那些饱含科技元素的钟表、地球仪、望远镜、火枪等器物被地大物博的天朝皇帝斥之为奇淫技巧。而那时，西洋的“蛮夷”们正在进行风起云涌的技术革命，专利法尚没有设立。在谁都明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我们还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历史，这历史也就在二三十年前。这些历史的因素正是我们今天承受技术上的不平等苦果的最好注解。
从封闭到开放，从排斥到接纳，从模仿到创造，这样的轨迹基本上描绘了我国近代以来科技史的全部过程。今天，我们正处在由技术模仿到技术创造的转型阶段，从1979年至今，通过合资办厂、引进生产线、购买技术、购买产品拆解和仿造等方式，我们已经模仿了二十多年。有些企业实现了从引近来到走出去的迈进，真实地开发掌握了一些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这自然是成果，是进步。那么，我们是否已经模仿到家，得到工业文明的真传，了解工业文明的核心所在，从而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阶段了呢？却还未必。我们知道，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国家直属的科研机构院所以及各个生产领域的企业，而最具有开发潜力和开发欲念的是企业，这种开发潜力和欲念尤其以民营企业为主。而今天的民营企业在我国当前的政策环境下生存之艰难是众所周知的。这里面有一系列的制约因素，比如民营企业的融资、税金、销售等渠道都不畅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外向型发展更是举步维艰。究其原因还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为主，民营为辅”的政策桎梏，以及惧怕民营资本的体制性病灶。科技创新依靠的民营企业的壮大和民间资本的凝聚，而不是靠对官办科研机构和国营企业的指令性任务能实现的。
当然，官办机构也不是一无是处，它的优势在于可以依靠强大的国家力量，对一些军事国防等短期没有利益回报却悠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重大科研课题进行突击性攻关。这就是官民两条腿走路的完美结合。
这个格局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并且在短时间还难以形成。我们呼吁科技创新是对的，但不能舍本求末，要知道沙漠里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如果我们不去致力于为科技创新创造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从根本上营造一个良性的有学习、竞争、激励的科研平台，科技创新的春天就不可能到来。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只知道一味鼓吹创新，贪功好大，以行政力量下达科研指标，这样的创新的结果必然是浮夸虚假的又一个大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