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耕地制度是影响了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还是恰恰倒逼中国有效推进城镇化？在第十七个全国“土地日”之际，两种思路出现了交锋碰撞。
日前，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刘允洲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建设用地饥渴症”。当前，社会上和地方上存在着一种不赞成耕地保护制度的思潮。
此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媒体发表“要不要保护耕地？”一文中表示，保护耕地的政策把种粮食永远放在优先地位，这对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障碍。
茅于轼在文中表示，未来的五十年里,中国城镇人口要增加两倍多，即从现有的4亿多增加到13亿。城市用地也会相应增加，而现有的保护耕地政策显然与城镇化相矛盾。“究竟是保护耕地要紧还是城镇化要紧？肯定是城镇化更重要。”
茅于轼称，保护耕地口号下的实际指向是不许可把农用地转成非农用地，或者说是冻结农业用地。而我国一般用地比耕地更为稀缺，现在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的五倍左右，而每亩耕地的负担人口数只有三倍。同时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是制约发展的因素。
对此，刘允洲认为，即使将来粮食真的多到吃不了，也可以把耕地变为生态用地，不必都把它变成工厂、城镇。
他表示，真正的城镇化应当是节地运动，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比农村少，农民大量进城后，应能腾出大量建设用地，完全不必耗减耕地保有量。
刘允洲提醒，保护耕地其实是对经济安全的保护，是对盲目建设、粗放用地的约束，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形成节约集约用地的“倒逼机制”。
他强调，即使到人口16亿峰值时，现有建设用地也是够用的。现在的问题是，过去各地用地太粗放。
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修编工作专家组成员郑振源透露，我国的土地利用中，现存在20%到30%的水分，这也是我国土地利用粗放和浪费的比例。
本报从国土部门了解到，陕西省政府当初曾下达给西安市1997～2010年建设用地的指标为13.5万亩。而截至2005年底，该市非农业建设占用土地已达到20.07万亩。
对此，刘允洲表示，国土部门正在酝酿新一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现在四面八方要求增加建设用地的呼声很高。
25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表示，必须坚持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确保全年实际新增建设用地控制在年度计划指标之内。凡年度实际新增建设用地超出计划指标的，要追究责任。
信息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