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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略低于无锡尚德2007的年收入，这表明尚德的老总施正荣掌握的财富大于乾隆皇帝。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是“硬苦力”，虽然制造业的成功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一切并非高枕无忧 据说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Maddison的数据，世界人均GDP在过去一百多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翻了大概五倍多，而此前将近两千多年的时间内，几乎只发生了一倍的变化，最近一百来年世界格局的变化激烈可见一斑。从数据来看，中国过去两千年几乎没有变化的人均GDP在最近一百年涨了5倍。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经济学家陈志武则从更直观的角度来思考中国财富制造能力的深刻变化。他选择了资本新贵无锡尚德的老总施正荣与“康乾盛世”的代表乾隆作为样本对比，从“银本位”角度，他将两人的财富折合成为银子，结果乾隆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仍旧略低于无锡尚德2007的年收入，这表明施正荣掌握的财富购买力大于乾隆皇帝。 施正荣为什么可以比乾隆皇帝更富有？陈志武，把原因归结为制度，他从三个维度来总结变化的源泉：首先科学进步带来的技术进步拓展了财富制造的“深度”，这点以工业革命为典型；而另外世界制度同质化使得交易成本大为降低，拓展了财富制造的“广度”，这明显受惠于全球化；最为重要一点而最容易忽视的就是财富制造的“长度”，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财富的积累时间大为缩短，施正荣、江南春等人正是个中代表。 这三个原因实际上都指向一国的制度，换而言之，这三个维度的差别决定了国家财富的多寡。其中，陈志武认为特别是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等制度更为重要，这是非短期技术赶超所能取代的制度基石，这点在杨小凯那里也引起很多重视。 具体到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被陈志武称之为“硬苦力”，虽然制造业的成功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一切并非高枕无忧。恰恰源于某些制度缺失，无论是无处不在的行政管制还是无孔不入的财政税收都成为阻碍创业的直接原因，迫使人们不得不自己来付出更多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于是乎，中国人更勤奋，中国工人更廉价，中国的产业也往往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对比之下，国小地少的新加坡发展成功经验则给我们启示，无形的制度财富比有形的资源禀赋更具有竞争力。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努力》、《非理性亢奋》两书在内容上一脉相承，可以互为映衬，前者主要立足于宏观角度，而后者则更侧重说明现代财富的内在逻辑。 有意思的是，《非理性亢奋》中有不少讨论内容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股市泡沫、经济衰退、内幕消息、指数投资、风险管理……在股市狂欢之际，这些言论也许难以入耳，如今适逢低潮反思，也许更能体察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的意义，检讨证券市场如何真正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