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甫一面世,便引起诸多讨论。一方面,经济减速并没有如此前所预期那样的大幅度发生,另一方面,外部各种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
经济增长趋势该做何判断?对此,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提出,“应该从长期经济基本面来把握短期变化,短期矛盾不会改变中长期基本面良好的判断。中国经济还将处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黄金发展时期。”
与此同时,通胀依然居高不下,但略为安慰的是,3月份CPI并没有继续向上攀升,这是否意味着通胀拐点已现?“今年后三个季度,物价上涨的压力会减轻些,通胀将有所下降。”陈东琪判断。
鉴于此,下一步宏观调控该如何规避各种潜在风险?陈东琪认为,既防通胀,又防经济减速过快的“新平衡”,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主题。
近日,陈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解读当前经济形势。
增长类指标下行、价格类指标上行
《21世纪》:今年一季度数据公布,GDP增速是10.6%,投资和消费指标依然保持较快增长。您如何看待一季度经济形势?宏观调控效果如何?
陈东琪:一季度形势总体来看,比预期的要好,而且如果我们看增长类指标(GDP、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货币信贷指标和贸易顺差)的变化,前一阶段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宏观调控目标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第一,GDP增长10.6%,比去年一季度减速1.1个百分点,意味着宏调效果得到显现;二是工业增加值一季度调到了16.4%,有所降温,而去年二、三季度都是18%以上,工业过快的话,会引起经济过热,带来物价上升的压力;三是投资需求方面虽然比去年同期加快了0.9个百分点,但从季度的趋势来看,它还是在减速的;第四,从货币供应量指标看,从紧货币政策取得了成效。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从去年二季度的18.5%调整到了16.3%,而M1更是下调了近4个百分点,信贷也从去年二季度的17.2%调到现在的14.8%;第五,贸易顺差明显下降(当然现在担心的是下降太多),有外部次贷危机以及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但去年顺差太大造成内外失衡,如果从调控这个问题的目标来讲,还是有效果的。现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外部因素和内部调控重叠在一起,下一步要考虑稳定经济和贸易的问题。
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名义增长实际上在加速:去年二季度15.8%,三季度16.8%,四季度19.1%,今年一季度增长20.6%,其中2-3月增长21.5%,创下近10多年来月份最高。如果扣除8%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消费需求大概是增长13%左右,还是保持一个快速增长。说明前期鼓励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调目标也有不错的效果。
《21世纪》:可是目前最受关注的CPI指标却不容乐观。虽然3月CPI从2月的8.7%回落到8.3%,但PPI却在不断走高,3月达到了8%。如何看待我们面临的通胀压力?
陈东琪:谈到“价格类指标”,一般主要看三项:CPI、RPI(零售价格指数)、PPI(工业品出厂价)。总的来说,三项指标都呈现了向上攀升的态势,速率还比较明显。
但有一点可能令担忧少一些,3月份CPI在收敛,至少没有延续加速上行的态势,但是否形成向下收敛的趋势还要观察。通胀压力确实比较大。
既防通胀,又防经济减速过快
《21世纪》:您怎么判断通胀发展趋势,理由是什么?拐点可能在什么时候出现?
陈东琪:我认为接下来后三个季度物价上涨的压力会减轻些。
理由是:第一,今年春耕播种面积增加了;
第二,今年一季度肉类产量市场供应在增加,存栏猪也在增加,说明粮价和肉价起码不会大涨。
第三,消费品需求方面。今年一季度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1.5%,18.5%,去年这两个数字是17.2%和15.4%。同时,城镇人口增加了1500万左右,农村人口减少了802万左右。这说明农民收入在持续增加,而城镇居民收入减缩了很多,意味着后三季度的消费的实际增长不会再加速,物价上涨的需求层面压力就小一些。
第四,去年开始实施的一些涉外政策,特别是有关粮食进出口的贸易措施限制了出口,增加了进口。
第五是基数问题。如果我们假定国际价格输入因素和通胀预期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经过计算,可以算出今年二季度CPI大概是7%左右,三、四季度5%左右。那么总体来看,通胀应当会有所下降,二季度就会逐步显现。
《21世纪》:前不久国务院在固有“双防”之外又提出“防止经济下滑的风险”,这是多年来首次提出。如今国际不稳定因素增加,我们如何防范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陈东琪:现在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个两难,一是通胀压力大,近期要着力防控通胀,促进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这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增长类指标减速显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增大,那么又要防止一定程度经济下滑的风险,尤其是注意前期宏观调控和外部因素的重叠、共振效果。因此我们需要在着力防控通胀和采取预防性调控措施防止下滑两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新平衡”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主题。
就像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汽车一样,左视镜和右视镜都得注意,然后考虑如何应对。
当前宏调要“稳” 中长期经济基本面良好
《21世纪》:宏观调控该如何达到这个新平衡?
陈东琪:具体说,第一,把对内调控和涉外经济调节结合起来,密切关注美国次贷因素的影响和发展中国家大米危机的影响。
第二,坚持稳财政和紧货币的基本政策,同时调控应根据新变化保持适时、适度,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并选择好措施的搭配。
第三,注重金融调控。更多选择数量型调控,这有利于整体货币政策措施的效果,而对利率的选择要充分考虑中美利差。还有汇率问题,为防止顺差太多,抑制通胀,最近汇率升值已累计超过16%,而且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对限制出口、促进进口的效果开始显现,这时就应该注意稳定性了,汇率变化应有一个立足长远的考虑。
我这里想强调宏观调控里面一个“稳定性”的思想。我们的经济实现连续6年的繁荣,适当减速是周期规律的必然,但短期来看,既要有一定的调整来防止过热,又要防止可能因为外部不确定性而带来的硬着陆风险,强调稳定的意识:稳物价,稳金融市场(股市),稳预期,稳信心。
《21世纪》:您认为这轮经济增长的繁荣是否已经到顶了?怎么判断中长期发展趋势?
陈东琪:我认为中国经济还将处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黄金发展时期,短期的矛盾只不过是一个个小波浪,不会改变中长期基本面良好的判断。因此我们应该从长期基本面来把握短期变化。
第一,我们处于城市化加快推进时期,投资和消费需求将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从1996年到2007年,城市化以年均1.2个百分点推进,达到44.9%。估计城市化加速推进时期要持续到2015-2020年。
第二,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期到人口负债期的转变将发生在2015年前后。在此之前,不仅劳动力供给数量多,而且素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新劳动力增加的更多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这种人力资本和知识水平的提高将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我们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使得经济增长点从空间上扩展。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消费增长都在加快。
第四,从经济结构上看,第二产业份额提高,同时以奥运为起点,服务经济也会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中部地区实施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促进了经济增长量的升级和质的提高。
这些发展方式的新转变,有利于支持短期经济增长,因此我认为中国还将面临一个经济增长比较快、通胀水平相对比较低的组合。虽然我们要过短期这个坎。